这种自主发展如何实现呢?需要借助以下三个机制：

　　一是党的领导。经验表明，在我国一些农村地区，之所以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与当地基层党组织涣散、部分基层干部工作态度不佳、方法失当有很大关系。反之，那些民风纯朴、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治理良好的村庄，往往有一个强有力的党组织在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可见，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首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有了强健有力、锐意革新的基层党组织，农村发展与基层治理机制创新就有了主心骨和发动机。

　　二是村民自治。农村的治理、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民的参与。村民自治就是要让农民成为农村社会的主人。村民自治不仅局限于村委会的选举，更重要的是要让农民参与村庄的决策过程和治理过程。实证研究发现，单纯的选举对于村治的改善作用相当有限，村庄民主的重心应该由“选举事件”向“治理过程”转移，提升村庄治理结构的包容性与参与性。

　　三是经济合作。在一个全球化的复杂经济体系面前，小农经济无疑是脆弱的，农民常常成为市场体系当中最容易受伤的人。政府必须鼓励农民组织起来，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经济合作组织和社会组织，通过协作降低生产销售成本，拓展信息渠道和营销网络，提高谈判能力与抗风险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不是每一个村庄都可以在经济上获得成功，我们在大力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允许有的乡村“不发展”，不要“逼民致富”。但每一个村民都有资格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都应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就需要在农村自主发展的条件下，加大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和再分配职能，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更为根本的是，新农村建设需要从“下乡”模式转向“自主发展”模式，实现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外部援助与自主发展、要素引进与制度创新“三结合”。

　　改革开放是以农村为起点的，农民曾经是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急先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自治都是源于农民的自主创新。然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在农村的发展过程中，农民一直处在一个被动的位置上，更多是作为社会发展的对象而不是主体。农村和农民往往成为落后、需要被改造的对象，各级政府在不触动城乡二元结构的前提下，向农村输出“法律”、资金、技术、人才和产品。

　　不可否认，工业反哺农业、财政转移支付、扶贫项目、对口支援、送法下乡，这些举措对于农村的发展、农业的振兴、农民的致富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样一种类似于“输血”的下乡模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首先，它没有将农民视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片面强调外部援助，而忽视了对农村自身造血能力、创造能力的发掘;其次，它没有触动城乡二元结构，而城乡分割的体制恰恰是造成“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农村内部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只要有科学、民主、符合国情的治理机制，我国农民完全有能力依靠自身力量推动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新农村建设必须超越“下乡”模式，不能停留在法律、资金、人才、技术、产品的下乡，而应当走向以农村为本位、以农民为主体的“自主发展”模式，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外部援助与自主发展、要素引进与制度创新相结合。

　　有了党的领导，村民自治就有了正确的方向;有了自主发展，外部援助就可以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有了制度创新，生产要素可以得到优化组合和最大限度的利用。如此一来，中国乡村便可以逐步告别非均衡的发展格局，通过多样化的发展道路，迈向更加繁荣、和谐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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