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各级领导干部不得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各级党政机关公务活动中严禁吸烟、要把各级党政机关建成无烟机关等五项要求。有人名之以“史上最严”。但新华社记者随后在各地走访时发现，吸烟已经成为当下的一种“普遍礼仪”，政府机关的禁烟实效仍有待观察。

　　在公共场所禁烟，早不是新鲜话题了。按照2003年我国签署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约定，我国应于2011年实现所有室内公共场所等100%禁烟，但成效如何尽人皆知。卫生部《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对“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有明确规定，不少地方为了落实还佐以相应的罚款。虽然声色俱厉，但普遍遇到的是“执行难”，罚单开不出去或开出去极少。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既可以把针对领导干部的禁烟令理解为如同“八项规定”等的延伸和补充，旨在借此使干部作风问题一点一滴得到净化；也可以理解为开辟“第二战场”，先扫出领导干部这一方“净土”，进而为全民公共场所禁烟作出示范。

　　《通知》中的各级领导干部，现实中尤该是各级“一把手”。新华社报道提到了某个地方通行的“明规则”：即会场抽不抽烟主要看“最大的领导”。如果“一把手”不抽烟，下面的“瘾君子”就是瘾再大也都能强行憋着；而如果相反，马上就会“乌烟瘴气”。这样的“明规则”不局限于那个地方，想来很多人都遇到过。有一次我在珠三角某市参加座谈会，开到末端，当地“最大的领导”匆匆赶来，主办方在领导位子前先备好的是烟灰缸，显然是对其嗜好了然于胸。果然，领导甫一落座，还没坐稳就开吸了，很有点儿迫不及待的意味。有的地方干部也马上纷纷奉陪，不知是憋得太久还是媚态使然。

　　清末笔记《世载堂杂忆》中的一段记载也很有意思。沈葆桢在江苏禁烟——当然，那个时候禁的是鸦片烟。有一天，全省司道重要执掌人员都来江宁（南京）督署开会讨论落实，唯独江宁藩司孙衣言没来。派人骑马去催，还不到。藩司是主管一省民政与财务的官员，他不来，这会就没法开。好不容易来了，孙衣言进门却说，你们究竟要干什么催得这么急，“我尚有鸦片烟两三口未吸，议事不能振起精神也”。话一出口，“各司道瞠目相视，不能作一语”。此番开会的目的是讨论禁烟，而藩司当场自认吸烟，“首先犯禁，何以措此？”没办法，只好“改议他事，敷衍了局”。沈葆桢气得够呛，但那老孙“清德、名望、辈行俱高，又不便奏参”，因而在沈的江南任内，“终莫可奈何”。

　　沈葆桢“终莫可奈何”的事情，如今有办法了，如此番的《通知》之类，亦即所谓制度层面的管束。《通知》中规定，公务活动承办单位不得提供烟草制品，公务活动参加人员不得吸烟、敬烟、劝烟。要严格监督管理，严禁使用或变相使用公款支付烟草消费开支。其中的鲜明指向不言而喻：地方政府本应是控烟禁烟的推行者，有的却变成了烟草的购买者甚至推销者，影响极其恶劣。有的县不是在开“两会”的时候向与会者发烟作为福利，有的县不是以“红头文件”形式强制摊派卖烟吗？

　　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吞云吐雾，危害不止于公共环境和公众健康的层面，同时损害了党政机关的形象。极端的，更如因一盒“九五至尊”而露出马脚的周久耕。保证政府机关的禁烟实效，在惟上是从还在所难免的今天，唯有从“一把手”突破。不仅禁烟，凡事皆有如此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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