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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读报,常常读到无法理解的新闻事件。比如日前有报道说,内蒙古商人包某遇到了一个骗子。骗子本是河北省文化馆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却声称在中央机关工作,可以帮包某疏通关节,以此骗走1000余万元。如果不交待包某与骗子的关系,那就没有什么新鲜的了。这则新闻的奇特之处是,包某是这个骗子的恩人,曾经负责了他大学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因此,媒体恰如其分地把此事称作新版“农夫和蛇的故事”。

  我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传统道德是知恩图报,“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而且,即使是一头狼,如果从小被人收养,长大了也不会伤害养它的人。这个骗子是怎样炼成的?还有,古人说道德水平低下是因为贫困,衣食足、仓廪实之后,人们的道德自然就会高尚起来。可是,六十年代物质那么短缺,人民的生活那么困难,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学习雷锋,以助人为乐?现在,全国绝大多数人都丰衣足食了,为什么社会道德却一路走低?郭美美没有任何物质困难,怎么会如此的无耻?难道他们的本性就是如此?

  人性的善恶是千百年来一直纠缠不清的问题。孟子说,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很小,只是人有爱人之心,即恻隐之心,而动物没有,一个人如果没有恻隐之心,那就禽兽不如了。孟子的观察不够周全,现代研究发现,其实不仅人有恻隐之心,动物也有。比如老鼠,它们会救助遇到危险的同类,表现出明显的利他主义。为什么在人类社会中,某些个体可以连动物都不如?这是怎么回事?我赞同美国心理学家马洛斯的理论。他认为,人心里的善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永久的。他说,只有在良好的环境条件下,人性才表现为善;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人们更容易表现出心理病态并做出恶劣行为。

  什么是恶劣环境?不可否认,贫困是一种,但肯定不是唯一的,一定还有别的因素在发挥着作用,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现在物质条件好了,不道德的人却多了。那么,另外的条件是什么?国内外的现实告诉我们,是贫富悬殊,尤其是在社会不公平的前提下产生的贫富悬殊。这样的社会环境不仅使人浮躁,而且使人发狂,使人不顾廉耻地攫取财富。科学研究发现,作为社会动物的人,最在乎的其实还不是物质财富,而是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一个贫富悬殊的等级社会就好比一把梯子,人人都害怕被压在梯子的最底层,都要拼了命地、甚至是不择手段地往上爬。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这样的氛围中,廉耻可以变得一文不值,善也就没有了立足之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真的不必诅咒那条忘恩无义的“蛇”,也不必臭骂那个不知廉耻的郭美美。他们都是社会环境的产物。

  北欧国家的景象与我们这里完全不同,那里具备了允许善的人性发育生长的良好环境。那些国家经济发达,人均财富相当可观,更重要的是他们采用的是一种特定形态的社会主义,或曰社会民主主义,控制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如果有差距,那也是因为个人的付出不同,而不是社会关系的差别。所以,善在那里有了生长发育的空间,社会总体上保持了一种和谐的气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的友好,在那里生活,常常可以遇到洋雷锋。

  本来,控制贫富差距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曾经冲破思想束缚,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不是共同贫困。但是,我们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社会主义也绝不是贫富悬殊,而是共同富裕。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正视问题的时候了。目前,当务之急是真正地而不是仅仅在口头上实践依法治国,切切实实地给人民群众一个公正公平的环境。

(责任编辑:何毅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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