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曾是“世界制造工厂”,但由于企业利润下降、用工成本提高、工厂租金上涨,仅去年一年就有4000余家企业关门。在制造业“寒冬”之中,不少老板在退出企业经营后都将钱投向了房地产业,不愿再做实业;有些企业家即使拿到银行贷款,也没有再进行实体投资,而是将资金用于炒房。有企业家表示,“很多朋友都放弃了实业投资,炒几套房、炒十几套房赚的利润,比开工厂轻松多了”。

　　单从个人短期投资的角度考虑,当下“关厂炒楼”是一个很“划算”的选择。一方面,在企业利润不断下探、成本却高企不下的双重挤压下,低端制造和代工类企业正在遭遇“寒冬”,被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所抛弃;另一方面,一线城市的房价不断飙升,有的房子半年就能增值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很多中小企业老板可能一年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但从长远来看,原本做实业的企业家纷纷“转行”炒楼,将给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埋下巨大隐患。当前一些城市,房地产市场已堪称疯狂,实体企业家“不务正业”将大量资金投向楼市,是一个危险信号。此前,日本和美国都曾因房地产泡沫破裂而造成大规模金融动荡,一旦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印发的《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非常值得关注。方案提出,要经过1—2年努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工作取得初步成效,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这给在“寒冬”徘徊的企业家打了一剂强心针,但能否让他们心无旁骛地聚焦主业,关键还看能不能落实、有没有实招。

　　呵护实体经济,最立竿见影的举措是合理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越是经济困难的时候,企业越需要输血,但一些地方只顾眼前利益、不输血反倒狠吸一口的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比如,有的地方不按企业经营状况收缴,而是年初就定下税收指标分配到企业;有的地方搞“回溯收税”,追缴此前几年的税款,突然增加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负担,让企业吃不消;有的地方多年前已不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又开始收起来……这些问题,必须及时清理和规范。

　　从企业反映来看,最难降也最应该降的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全面深化改革以来,国务院已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约600项。经过多轮简政放权,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所下降,但仍存在两大难题:一是落实中困在“最后一公里”,放到基层之后更不规范、不透明;二是部门协同较差,各个职能部门各改各的,常常是单个部门都说改了、便利了,但民众一旦办起事来,依然“你卡着我、我卡着你”。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关键在于规范权力运行,杜绝权力寻租。实际上,中央为实体经济减负的政策措施一直没有中断,一些地方也出台了不少办法。但问题在于,由于一些职能部门落实不到位或故意设置障碍,不少政策措施都有点像停留在空中的“饼子”,企业看得见却吃不着。从增强示范性和威慑力的角度讲,不妨狠抓一些典型,像曝光违反“八项规定”那样,形成足够声势的舆论压力。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方案》要解决的是实体经济的整体成本问题,并非每个企业都能因此长舒一口气。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不等于解救每一个企业,它甚至还会加速优胜劣汰的过程。企业要增强盈利能力,关键要靠自身的努力。剔除了不合理成本,企业能轻装上阵,但要走稳走好,关键在于自身的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也就是说,实体经济得到了关键的“拉一把”,更要“苦练内功”。

　　任何时候,实体经济都是一个经济体的基石。离开了实体经济支撑,创新和发展也可能成为无源之水。事实证明,很多核心技术的突破也是在实体行业中取得的,而一些创业“风口”,归根结底也是实体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催生的新机遇。随着降成本组合拳持续发力和更加精准,政策的溢出效应还会引起全社会对实体经济的呵护。我们期待,各级政府能持续出实招、硬招,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助推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为实体经济注入更多动能。

（编辑：涂光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