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基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确立为我国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内容。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就“法治中国”建设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指明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方向和实现路径，为建设法治中国提供了理论指引。认真学习和领会其精神，对于我们正确把握未来的改革大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诠释“法治中国”不仅仅要从法律视野，而应置于中国改革的大背景下。改革开放的历程令人们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须同时推进，二者缺一不可。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那么司法体制改革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而要保证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则要落实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四化”后的第五个现代化，而“法治中国”既是其最重要内涵，更是其根基。

    我国近年来法制建设成就巨大，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但法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正因为此，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法治建设作为会议的主题，这在我党全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既表明当前法治建设的迫切性，也反映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成为未来的治国方略。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群体性事件屡有发生。对此怎么办？唯有强化法治建设，促进法治现代化。纵观世界纷争解决史，概括而言，方式上无外乎就是三式三个字:法、理和情。它们各有优点，也各有难点：“情”之式，难在远近亲疏难平衡；“理”之式，难在对错是非难把握；“法”之式，难在信赖遵守难坚持。传统纠纷解决方式把握上要求坚持情理法相结合：情先、理中和法后。但从效果看，其效率越来越差，效果更不尽如人意。“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和大闹大解决”就是此理念的现实体现和直接后果。

    要将传统的情理法相结合原则调整为现代的法理情相结合原则。这也是以往实践让我们清楚的一个基本事实：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下去了。对此，广东已先行一步。广东省委和省政府所做的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中就强调，全面建设法治政府，应当坚持法理情相统一，在严格依法办事基础上，努力通过平等沟通、协商、协调、引导等方法促进社会和谐。当然，这说易行难。比较当下，许多领导干部是“高智商”、“高情商”，但最缺少什么？就是法，即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因此，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目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正朝三个方向推进：社会化、市场化和法治化。其中，法治化是依据、市场化是导向、社会化是途径。

    法治中国建设，难点是司法体制改革。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内容包括：1.维护宪法法律权威；2.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3.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4.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5.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成这些内容，关键是进行司法体制改革。

    社会化和市场化是以法治化为条件和前提，没有法治化，社会化和市场化就会乱、就会停滞、就会消亡。这些年，为什么经济发展了，各种社会矛盾以及一些地方的群体性事件反而增多，就在于我们的法治建设没有跟上，利用法治杠杆舒缓社会矛盾的机制欠缺。出现社会矛盾并不可怕，只要有完善的法治，任何社会矛盾都可以较和平展现或在有效的社会轨道上运行、消解。

    无论活力政府还是为民政府，其根本就是要建成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这才是执政党对政府的定位。

    维护人民权益，法治是必由之路，也是根本保障。“法治中国”让每个人都能体会到公平正义。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这就要求我们着力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让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在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中发挥作用，以法治力量助推中国梦的实现。（作者宋儒亮系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省委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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