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让冤案少一些

　　被执行死刑18年后，原先被认定为强奸杀人案“凶手”的呼格吉勒图，被判决无罪。12月15日，内蒙古高院公布了再审判决。

　　迟来的正义让人唏嘘。尽管真凶还有待最后确认，但是，不管是呼格吉勒图案，还是佘祥林案、浙江张氏叔侄案等的逆转，都与“真凶归来”、“被害人死而复生”等小概率事件不无关联。给人乐观期望的是，前段时间福建念斌案改判无罪，终于没有再依赖这类“偶然”的小概率事件。

　　呼格吉勒图案一审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是“认罪态度好”，而二审的上诉理由也是“没有杀人动机，请求从轻处理”，这意味着对这么一个有重大疑点的案件，律师做的竟然是有罪辩护。佘祥林案中也有类似情况。对当事律师来说，冤案昭雪以后，他们的辩护策略与职业态度，将和当年的办案机关一样，面临质疑。当然，一味指责律师显然有失偏颇，如果律师面临重重阻力，甚至连阅卷都很艰难之时，又如何指望他们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可见，在避免冤狱铸成的机理上，辩护律师敬业无惧的“死磕”精神何等重要，给律师创造“死磕式”辩护的条件又何等重要。

　　应该看到，此类冤案中舆论监督的推动力量。呼格吉勒图案中，新华社记者的内参起了重要作用。事实上，从2005年赵志红归案等重大疑点曝光以来，始终有媒体在跟踪报道，这使得“呼案”一直没有脱离公众视野。浙江张氏叔侄案能昭雪，聂树斌案能在近日进入异地复查程序，都与媒体的追踪报道和舆论的关注不无关系。其实，内参也好公开报道也罢，媒体和舆论从来都只是发现问题，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保障媒体对司法机关的合理监督，如何保障司法机关既能独立办案，又能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是“冤狱”集中出现的一年。比如，10月的呼格吉勒图案，3月的河北聂树斌案，4月的湖北佘祥林案，5月的湖南滕兴善案。这4个案子都是可判处死刑的故意杀人案(除佘案外，其他三案的被告人均已被执行死刑)，也都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波严打和90年代初、中期的后续严打时期，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也代表着那个年代的刑事司法风格与社会管控水准。在这个意义上，承认现实与消解阻力比追责更重要。

　　另外，判无期以上的重大冤案，大多要经过10年以上的时间，才可能有平反机会，而真正获得平反，有时也还需要10年左右时间。佘祥林案和滕兴善案，分别在宣判10年和20年后，才得以平反。聂树斌案在将近20年后才开始复查，呼格吉勒图案也是在将近20年后才获得平反。这个沉重的冤狱时间成本，由所处时代、所判刑期、法条修订、政治局势变化(如呼案和聂案与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决定之间的重要关系)等多种元素铸成，饱蘸着当事人和当事家庭的斑斑血泪，也意味着制度演化与社会发育的沉重成本。

　　拿出勇气来承认过往，制度化消解阻力，加快梳理司法存量，确保包括讯问在场权和会见权在内的辩护律师法定权利，是尽量降低平反冤案成本的主要路径，这是当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使命，也是未来政治体制改革不容回避的问题。

（编辑：何毅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