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延伸阅读

落实刑事证据规则是一场司法攻坚战

陈有西针对近年不断暴露的错杀错判恶性冤案，总结公、检、法办案中的经验教训，吸收全国律师界和刑法学界的呼吁和研究成果，在中央政法委的重视下，最近高法、高检和公安、安全、司法部门，出台了两个刑事证据的司法解释：《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两个明确《刑事诉讼法》相关原则的刑事诉讼法律规定，对提高中国刑事审判质量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法院的各类案件审判质量中，刑事案件其实是最好的。而死刑案件人命关天，一旦出现错案后果严重、追责严厉，法院都会高度重视，因此总体质量在刑案中又属最好的。民商、行政案件审判质量其实更令人忧虑。只是民商类错判标准较难认定，后果没有错杀错关这样严重，在事实、证据、法理上也都可以有不同解释，没有“死人回家”这样的铁的证据，也无法追责。这就是中国大量涉法上访越来越多的根本原因，司法不公已经成了严重影响社会安定以及党和政府威信的大问题。在所有司法案件中，刑事审判质量仍然是要重点关注的。近年来暴露出的刑事冤案，名单已经有一长串。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杜培武、腾兴善、佘祥林、聂树斌、赵作海等冤案。所有的这些冤案，公安、检察、法院无一幸免，责任都是混合的。在死刑已经统一收归中央司法机关后，最高法院责任更重，以后一旦出现错杀，将直接问责到最高法院。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刑事错判涉及人的生命权和自由权，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不能掉以轻心。

证据是司法的灵魂。认证失误，是所有案件错判的根本原因。由于中华法系的职权主义传统和侦查手段的落后，中国司法一直偏重口供定案。好像只要被告“认罪”了，就是铁案了，就万事大吉了。侦、诉、判三个环节都对口供有很强的依赖性。所有的已经发生的错案，都是根据言辞证据定案，所有的错杀错判，往往都是被告不止一次反复认罪的，有亲笔《认罪书》和供词，有认罪录像。根本没有犯过的事实，由于受到严重的刑讯逼供，嫌犯也会反复招供，到法院都不敢翻供澄清。“口供”定案成了冤案的渊薮，成了司法失误的最大陷阱。

言辞证据可分三类，一是被告供述；二是同案犯供述；三是证人证言。这三类口供在已经发现的中国司法错判中，都受到司法公权刑讯逼供的影响，有的情况非常恶劣。法院如果采纳太多的刑讯逼供产生的违法言辞证据，律师的法庭质疑就根本没有作用。关证人、吓证人取证的现象，使我国证人证言大量失真，法庭又采信这类“证据”，直接导致了错案冤案的发生。因此，三类言辞证据都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次施行的两个刑事证据规定，就是想在这个领域里，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

但是，制定出台这两个规则已经不容易，要想真正落实这两个刑事证据规则，更是一场司法改革攻坚战。这同中国司法传统，现在流行的司法理念，当前中国法院和法庭的地位、法官的地位和水平、庭审质量、律师胆魄、检察机关定位，甚至同根本性的司法结构，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必须要从以下几方面抓好落实，才有可能奏效。

第一，树立“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并重的刑事司法原则。刑事司法如果不讲人权，就不可能有真正文明的司法。我们有的人以为司法本身就是暴力，不明白司法的最终目的是保护人权的普适性。有的人观念深处还是以革命时期的斗争哲学来定位执政时期的司法工作。司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保障大多数人的基本人权不受非法侵害，打击犯罪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既要惩罚、消除犯罪分子对人权的伤害，还要防止国家司法机器对人权的误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确立“无罪推定”观念，真正重视法庭不同声音的作用，真正理解保障被告自我辩护权的重要，真正重视律师的意见，尊重和保护每一个嫌疑人的法律规定给他的权利，防止冤案。这种做法不但不会妨碍司法效能，相反，会使司法获得更高的公信力，得到人民的拥护。

第二，真正落实“法院独立审判”的宪法原则，保障法官独立的审判权。尽管我们一直强调保障法院的独立审判，但在联合办案的情形下，偏重听取侦、控方意见，忽略辩方意见，就是顺理成章的。因此，在这样的地位下，要法院当庭认定公安、检察有刑讯逼供，并进而“排除”刑讯口供和证言是很难实现的，需要下大决心、费大力气来改变。

第三，强制规定关键证人到庭作证。要求证人到庭作证《刑诉法》早有规定。到庭是原则，书面证词只是例外。但是发展到今天，不出庭成了普遍原则，证人出庭成了稀罕现象。必须按两个规定，真正落实证人出庭问题。对关键证人，被告和辩护律师强烈质疑的证人证言，必须强制证人到庭作证。否则应推定其证言无效。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关证人、威胁证人、恶意分案起诉隔离证人的现象，使法庭能够有实质性的质证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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