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提高中国律师的法庭地位，严格保障其质疑、辩护的权利。我国的刑事辩护权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律师的尽职工作，往往被认为是吹毛求疵，阻碍打击犯罪，为罪犯开脱，没有大局观念。其实，一些经过刑讯逼供造成的表面很完美的重大冤假错案，只有从一些细节中才能发现惊天真相的。打压律师，否定辩护律师作用，轻视辩护意见的现象必须尽快改变。某种程度上说，落实两个刑事规定的启动机制，需要靠律师的努力。只有律师法庭上提出来了，才会有检方的抗辩，才能引起法官的注意。只有律师的帮助，被告才有可能提出刑讯的控告。如果律师的帮助权被理解为一种教唆，那么不但两个规定落实不了，律师的执业风险会进一步加大，律师会成为搞逼供的人重点要报复的对象。如果律师仍然是没有地位，没有被重视，大量违反两个规定的现象就根本发现不了，更不用说“违法证据排除”了。

第五，徒法不足以自行，司法观念只有个案的示范才有可能转变。因此，需要坚定不移地在法庭上做出一些大案名案，影响社会。律师们需要勇气和信心，法官们需要有法律至上、为法殉道的道义和良心。需要对一些违法证据案，进行当庭的违法证据排除、无罪判决和当庭释放。需要典型案件的公开直播开庭，需要媒体的富有广度和深度的报道，需要对刑讯逼供人员进行坚决的责任追究。没有这一切，这两个司法解释文件会再次成为美丽的文本，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中国的司法改革已经到了必须动真格的时候，否则，要付出的已经不只是司法威信的代价，而且是社会稳定的代价。我们期望公、检、法、律各个领域的法律人士，能够实质性地贯彻两个刑事证据规定，给中国的刑事司法带来真正的改进。

——摘自2010年6月17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