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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的《新京报》报道说,4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网发布了习近平在1990年3月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时的讲话,讲话主题是谈秘书工作,习近平要求秘书不自恃,“不能认为‘机关牌子大、领导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无恐,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报道提到,鉴于一些秘书已成“贪腐掮客”谋个人利益,多地发通知要求取消专职秘书。

  如果有人问,现在有多少人在专门从事秘书工作?恐怕谁也说不出个准确的数目。秘书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首先就因为现行秘书配置早已突破制度规定。不必说副部级官员配备专职秘书司空见惯,厅局级乃至县处级官员,又有几个没有专职秘书的?上个月,山东曲阜市委取消秘书配备制度,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10个市级领导的专职秘书全部回原岗位工作,而曲阜市不过是一个县级市。早在2003年,四川省就取消了市、县领导专职秘书近2000名,而2005年该省又发通知要求再次清理领导专职秘书,可见反弹之迅速之猛烈。

  秘书的存在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专职秘书泛滥则会引发大毛病,何况相关制度也规定得很明确。那么,真要解决秘书的问题,就必须下决心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地开展一次强有力的清理行动,不论官大官小,违规都要纠正。如果只是个别地方的自觉清理,那么就容易形成孤岛效应,清理成果难以巩固,换个领导很快就能卷土重来。为什么?因为别人都还配着秘书,凭什么自己没有呢?

  但真要按规定严格清理,阻力恐怕也不小,而阻力还很可能主要不是来自秘书,而来自他们的领导。人们常说秘书离不开领导,实际上一些领导或许更离不开秘书,患上了“秘书依赖症”。有的领导似乎没有秘书,讲话稿就不会写,工作就会失序,生活也会变得一团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说有的领导工作能力甚至生活能力都有退化的迹象。大事小情皆由秘书代劳,就在客观上为秘书干政提供了土壤。因此,专职秘书的“普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应是一些领导干部的推动。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直至形成如今的普遍性违规压倒正式制度安排的难堪局面。

  秘书是领导“身边的人”,工作岗位特殊,理应慎重选人。但从前,往往是我(领导)要一个秘书,你们(组织)帮我找;如今则多是我看中了一个秘书,你们帮我安排。于是,组织在选配专职秘书时,不过是在贯彻领导的意志,而某人成为专职秘书也不过是领导的垂青。这样一来,专职秘书的选配就趋于去组织化,而转为变相的私相授受。一些领导工作调动,常常把原来的秘书也带到新的单位,不知这是否符合规定?显而易见的是,领导和秘书的这种关系,已超出一般的工作关系,隐然形成难以分割的关联甚至不健康的人身依附,发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

  在领导身边当了几年秘书,就会得到比较好的安排,升职似乎也比较快,或走上重要领导岗位,或出任一方大员。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人们也颇多微词。这当然不是说秘书出身的官员就难堪大任,但他们离开秘书岗位后的工作安排却也不是没有讨论的空间。一些秘书以及秘书出身的官员发生腐败,并不足以构成对整个秘书群体的否定。然而,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来看,庞大的秘书特别是专职秘书的存在,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应当及早提上改革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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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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