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有权任性”的红头文件，关口还须前移

　　需要建立更完善、更常态化的审查机制，当红头文件尚未出台之时，就应对其进行“合法性审查”，避免出现与法律法规相冲突的条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日前公布，该司法解释包含立案登记制、起诉期限等十大方面的内容，其中法院可以直接认定“红头文件”是否合法尤为引人关注。按照规定，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人民法院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在裁判理由中予以阐明。人民法院应当向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并可以抄送制定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行政机关。

　　政府红头文件(规范性文件)的层级本来是很低的，它低于法律法规，也低于政府规章。但在现实中，红头文件不仅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行动指南，而且往往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有些政府部门及官员甚至只认红头文件不认法。正如《人民日报》4月2日一篇报道所指出的:红头文件屡屡违法，导致“上面有规定”成为一些行政机关恶意违法屡试不爽的借口。

　　随手就能举出很多例子。譬如，有的地方政府下发红头文件，强制或变相强制公务员捐款，并依照级别规定捐款标准。这样的红头文件，其违法性一目了然，堂堂地方政府不会不知道捐款应该自愿，违法的红头文件之所以出台，不过是“权力任性”使然。

　　更大的问题是一些部门只认红头文件不认法，甚至拿红头文件对抗法律法规。譬如，有律师向东部某省卫计委申请公开社会抚养费，该省卫计委以“上面有规定”为由予以拒绝——原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曾在一份红头文件中规定，社会抚养费收支情况等事项“应作为内部事项管理，不得擅自公布和扩散”。但是，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信息应当主动公开。显然，当红头文件与法律法规相冲突时，应当首先遵守法律法规，只认红头文件，同样是“权力任性”的表现。

　　先有任性的权力，然后有任性的红头文件，而任性的红头文件又为违法行政提供了借口。违法的红头文件架空了法律法规，已经成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一大阻碍。落实依法治国，需要政府带头守法;建设法治政府，需要拿违法的红头文件开刀。

　　在这个意义上，最高法颁布司法解释明确法院可以直接认为红头文件是否合法，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积极意义。实际上，正因为违法的红头文件大行其道，致使公民权利经常遭受损害，才会有那么多“民告官”案件。而在这些行政诉讼中，有的行政机关动辄拿红头文件做挡箭牌，为其违法行政和侵权行为寻找依据。因此，要让“民告官”案件得到公正审理和判决，必须赋予人民法院审查红头文件是否合法的权力，排除违法红头文件的干扰。同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督促其清理违法的红头文件。毫无疑问，此举将有利于遏制违法红头文件泛滥，倒逼政府依法行政。

　　当然，要让红头文件不再任性，仅靠法院审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法院只能审查“民告官”案件中涉及的红头文件，而法院提出的建议也仅仅是建议，没有强制性。这就是说，有些红头文件即使被认定为违法，依然可以大行其道。因此，杜绝红头文件违法乱象，还需要建立更完善、更常态化的审查机制、强制性的清理退出机制。并且，在红头文件尚未出台之时，就应对其进行“合法性审查”，避免出现与法律法规相冲突的条款。说到底，让红头文件不再任性，关键是要约束权力，让权力不再任性。

（编辑：涂光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