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历史铭记“十二五”

　　“十二五”，是具有特殊印记的五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在此期间经历了大调整、大变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三期叠加”波及各个层面;新一届中央领导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发展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极大改变……所有这一切，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让“十二五”的发展呈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大转型”。历史将证明，这一大转型，举足轻重，意义非凡;改变当今，开启未来。

　　经济结构标志性变化

　　2009年底，钢铁行业沉浸于兴奋之中：国内主流大型钢厂上调了2010年1月份部分主导产品的出厂价格，进口铁矿石现货价上冲每吨120美元的高位。谁也没想到的是，仅仅一年之后，钢铁业就进入了3%左右的微利时代;再过一年，钢铁全行业又从微利状态进入了亏损状态。“十二五”期间，钢铁业持续低迷，曾有业内人士愤愤地说：“一斤钢铁不如一斤白菜。”

　　不仅钢铁产业，“十二五”期间，还有不少传统产业遭遇了“变天”。究其原因，固然有全球经济波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周期性影响，但也不排除在创新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主旋律的形势下，一些传统产业因固守粗放、初级、简陋的形态，正在渐渐失去市场。

　　同样是做帽子的，江苏南通富美服饰有限公司在帽子中加入文化元素、科技元素、时尚元素，开办帽子博物馆，帽子的价值就不一样了;以前单纯制造产品的沈阳机床集团，如今在全国开起了4S店，为客户提供全流程解决方案，从卖产品走向卖服务;借助全新信息技术，青岛红领集团根据每个客户的不同需求分别加工衣服，实现了个性化定制……

　　这些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重塑着“十二五”的产业格局。

　　产业格局在变化，国家的经济结构也在发生历史性变迁。2014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1.2%，首次超过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工业比重从阶段性峰值逐步回落。

　　这是一种可喜的变化，是经济转型写下的重重一笔。当然，转型是方向之变、结构之变，不可能轻而易举，云淡风轻，必然会面临矛盾和挑战。目前，新兴产业固然成长迅猛，但毕竟体量不足，还不能支撑起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投资驱动固然非变不可，但如果投资减速过快，别的动力一时间还难以弥补;一些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污染严重，必须淘汰，但就业问题也必须一并考虑……

　　不过，这或许正是新常态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需要优化结构、需要创新驱动，但前路不会一片平坦，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城镇化发展变轨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说过：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们21世纪生活的两件大事。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单就我国的城镇化而言，进入新世纪以来，确实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驱动力。

　　1999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30.89%，而到去年，这一数字已达到54.77%。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成就。然而，其中裹挟的问题和风险也不容忽视。比如前些年饱受诟病的“土地城镇化”。在这种城镇化路径下，城市大兴土木，不断扩张，地方政府过分依赖土地财政，不少农民饱受失地之苦，常住城市的农民工多数难以享受市民待遇。

　　这是一种推进极快同时代价很高的城镇化。在一定阶段内，或许有其合理性，但显然不可持续，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路径转换势在必行。而这种转换的正式确立，就在“十二五”期间。

　　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明确提出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强调城市的共享、包容、宜居，注重城市的布局合理、规模适度和可持续性。这是对此前“土地城镇化”的一种纠偏，因此被称为新型城镇化。

　　有一个关键节点值得一提，那就是我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在这之前，我国总体上只能叫做乡村社会，这之后我国才进入了城市社会。这一重大转变发生在2011年，也是“十二五”期间。它与城镇化变轨前后相接，并不是一种巧合。因为当城镇化率超过50%，各个城市对人口的竞争加剧，提高城市发展质量、完善公共服务以增强竞争力就成为必然选择。

　　尽管如此，这一变轨依然面临诸多挑战。旧有模式的惯性不仅来自思想认识，而且有着深厚的利益根源。不管是对土地财政的追求，还是政府官员的政绩冲动，都可能对这一转变带来干扰。不过，新型城镇化已是大势所趋，可以预见的是，哪里做得好，哪里就将在未来的中国城市版图中崛起。

　　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本红利

　　人口红利是中国成长为“世界工厂”的重要因素，在“十二五”期间，这一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

　　时间回到2011年的正月。春节刚过，广东佛山云来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云来就赶到重庆招工。曾云来说：“当前用工越来越紧张，公司希望以就近就地的方式吸引农民工继续外出。我们已经在重庆、四川、陕西等地参加了7场招聘会。”当时像曾云来一样四处抢招工人的老板有很多，媒体以“抢人大战”来形容对劳动力的争夺。

　　人口红利的消减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末，我国大陆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人口首次下降。其后两年，这一数字年年下降。与此同时，2010年之后我国老龄化加速，去年老龄化率已达15.5%。

　　这一重大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工资水平尤其是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十二五”前两年，农民工工资收入每年增长20%左右，其后受经济形势影响，增速有所放缓，2013年为13.9%，2014年为9.8%。工资上涨削弱了传统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这使得“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型迫在眉睫。

　　“中国制造”要转型，人口红利相应的也要向人力资本红利过渡。专家认为，虽然我国人口红利在消减，但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30%，主要劳动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12.5%。在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和蓝领工人中，接受职业教育或者在岗培训的人越来越多，人力资本红利开掘的空间十分巨大。

　　当然，“十二五”期间，我国的人口战略也进行了调整，“单独二孩”政策已全面实施。随着创新驱动成为国家战略，一系列培育人力资本、调动人才积极性的重大举措相继推出并逐渐产生效果。未来，只要操作得当，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本红利将实现平稳转换，为我国经济注入更强劲的发展动力。

　　互联网改写产业版图

　　5年前，大多数人都难以想象互联网对经济社会的介入会如此之深。“十二五”时期，互联网对经济的影响，对一些产业的颠覆和更新，让人感叹不像是过了5年，而像是过了50年。

　　今年8月7日傍晚，一场大雨突袭北京。正值晚高峰，面对人潮涌动的公共汽车、地铁，许多人用手机叫车、拼车。数据显示，当天19时至20时，北京市区有超过30万人选择滴滴出行。“滴滴打车”，这款推出不过3年的软件，已经走入了很多人的日常生活。

　　这是互联网改变世界的一个写照。尤其是随着近几年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互联网对产业变革释放出空前巨大的能量。

　　今年4月底，在传统零售业打拼20多年的张近东把“苏宁”搬到了“云”上。苏宁在上海的“浦东第一店”只留下一半的面积经营电器，剩下的一半被改造成“体验区”——体验决定选择，随后移动端支付，物流配送到家。

　　可以说，零售业格局已被互联网彻底改写，而其他更多传统产业也难逃这一大趋势。

　　移动APP“货车帮”通过网络撮合空车与货源，2014年帮助司机节省空驶油费超过100亿元;一些电商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把各种信息反馈给服装企业，引导他们设计制作出更贴近市场的产品……互联网改变的，不仅仅是产品销售和服务的方式，它还改变了生产的组织方式、服务的流程、产业链的价值分配等，从而具有极大的颠覆性。同时，它也为产业融合创造新业态提供了巨大空间，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绝好机遇。

　　O2O(线上到线下)服务模式的崛起，就是最好的例证。如今，现实与网络已被打通，人们足不出户，通过手机APP的简单操作，就可以享受上门洗车、到家做大餐和美容美发等服务。

　　还有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等，都在这几年快速崛起。2013年，阿里巴巴推出余额宝服务，犹如一枚超级炸弹投入了金融行业。此后，从最初的网售货币基金，到P2P网贷平台、众筹平台，再到腾讯、阿里的网络银行，短短两年时间，互联网金融已跨越几个时代。

　　互联网的本质，是便于信息传递，消除信息的不对称。在移动互联的背景下，这一功能被无限放大，从而为产业融合、分工深化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工具和集成平台。由此，“互联网+”的大幕在“十二五”期间被拉开。正像5年前一样，我们无法预知5年后它还将带来什么。

　　农业现代化加速起跑

　　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农业发展一直以来的目标，“十二五”期间这一进程提速。2013年初，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的发布，具有标志性意义。

　　农业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农业现代化提速是必然之举。《半月谈》曾在2010年发表文章《中国农业进入高成本时代》，从生产资料成本、劳动力价格和土地租金三方面着眼，宣告农业新时代的到来。在高成本时代，真正要以农为业必须是现代农业。

　　夏收时节，行走乡村，你会发现记忆中的打场、收割、晾晒等场景在不少地方已难觅踪迹。“种地越来越简单了，上午收完麦子，下午就种上了玉米，自己都没进地。”6月11日，山东省夏津县苏留庄镇封庄村，当天收割小麦的于贵红正悠闲地在地头一棵杨树下纳凉，偶尔看一眼自己地里轰鸣耕作的机器。

　　为于贵红收割麦子的是当地的合作社，他们有专业的机械和操作人员，每台机器每天连收带种能完成40多亩地。类似这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这几年在农村飞速发展。截至2014年，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已超过115万个。

　　基于农业的特殊性和农业人口众多的现实，我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一直走得小心谨慎。我国不鼓励工商资本以雇工形式直接进行农业生产，也不鼓励超大规模的农场形态，而是支持家庭农场、合作社、大户等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新型农业主体发展，并希望以此对接农业社会化服务，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当然，除了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之外，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高农产品品质等，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十二五”期间，农业面源污染、农药化肥过量施用、土地瘠薄化等问题开始受到重视，有针对性的举措陆续实施，绿色农业、集约农业受到热捧，我国农业从主要追求产量进入到产量、质量并重的新阶段。

　　对外开放实现新布局

　　今年8月14日，X8017次中欧班列“汉新欧”从武汉驶出，中国连接欧洲的中欧班列开行总数达到800列。中欧班列是我国通往欧洲的陆上大动脉，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载体。第一列中欧班列“渝新欧”始于2011年，“十二五”的第一年。此后随着“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中欧班列开行频次大大提高。

　　中欧班列是我国对外开放展开新布局的一个注脚。“十二五”期间，为了适应国内发展的新要求、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开始打造对外开放升级版。

　　升级版的内涵十分丰富。首先是地域上的全方位。此前我国对外开放重心主要在东部沿海，其他沿边地区和内陆地区尚没有跟上。在新的布局中，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新疆、云南、广西、东北三省、内蒙古等地的重要性凸显，内陆一些重要城市也通过口岸建设、通道建设等，跃升为开放前沿，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逐步形成。

　　其次是制度上的变革。近几年，我国持续扩大外资投资的领域，今年限制类条目取消了50%，为了推动外资投资的便利化，把核准制基本改为了备案制。我国还在探索对外资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进行管理等改革。同时，自贸区战略不断推进，与越来越多国家达成自贸区协定，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国内的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大自贸区加快建设，成为制度突破的试验田和开放升级的重要平台。

　　第三是内容上的深化。“十二五”期间，我国对外开放从产品走出去、企业走出去，提升到国际产能合作，由货物贸易为主，加速向服务贸易、投资以及金融合作等领域拓展。尤其在金融领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设立，更彰显了我国对外开放在新时期的格局和力度。

　　公众也在感受开放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新奇、便捷和实惠。“海淘”、出境游，国内自贸区里的免税店、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国外产品……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每个人都加深了与世界的联系。

（编辑：涂光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