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事件，最终真相到底如何？是否存在其他涉嫌学术不端、徇私舞弊的行为，还有待观望。而在这场公案的围观中，我们不能不去反思——原本应高度默契、和谐共赢的师徒关系，何以矛盾激化到抹黑对方的程度？这背后的诱因、环境又何在？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质疑老师柏拉图的哲学理论时，说出那句着名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名言。我们多么希望，这起事件在本质上是此言的现代版和中国版。然而很遗憾，利益争拗的事实离我们的期待距离颇远。王正敏说，在自己申报院士时，王宇澄“通过其在中科院工作的亲戚，介绍王正敏与两三位院士见面，请他们做推荐人”；随后，王正敏学业和业务上投桃报李，甚至对“业务水平一般，此前7年未获晋升，毕业时未通过评审”的王宇澄，“自己坚持将他留在了眼耳鼻喉科医院”，并破格亲自带过他几例难度比较高的手术，申请科研项目时也为其挂名；再往后，王宇澄提出非分的“爱徒培养计划”，但是显然双方谈崩了。这让我们想起复旦大学新闻中心主任方明对这件事的评价：“是师道沦丧、师徒关系变异的结果。”

　　我们不能苛求学术圈不谈“利”。学者也是理性经济人，广义上说，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纽带，古今一，中外同，国外研究机构中也普遍存在师生之间分享利益的“学术共生”现象。但这种利益关系应该是纯粹的、有一定之规的，从师生阶段的“教学相长”，到共事阶段的“合作共赢”，都应遵循平等、规范的原则。我们也不能苛求学术圈不谈“人情”。中国从传统文化上就是一个“泛人情社会”，强调“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传统需要尊重，但人情不应穿越制度红线，不应成为暧昧的“后门”，必须“发乎情而止乎礼”。事实上，国外学术相对更规范的一些国家，师生关系中也是工作关系、朋友关系并存的，即所谓“良师益友”，只是这两种关系的“度”掌握得更好。

　　这也正是国内学术圈存在的现实问题——有时利益导向过浓，以至于显得过于现实和世俗，导师成为“老板”，学生沦为“马仔”，丧失了学术独立、思想平等；有时则“讲人情”过甚，以至于原则和学术能力都成为橡皮泥，正如王氏师徒一度在学术和业务上超越原则的“相互帮助”。异化的师徒关系，其实正是变质的学术气候的缩影。气候不涤荡，师徒关系难回归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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