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检视酿成童工事件的各环节，家长认为读书不如早早出去打工，招工中介利欲熏心，厂商对虚假手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劳动监察部门未能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没有一方能推脱责任。如果每一道关口都能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悲剧就不会发生。而面对调查询问，孩子们自觉结成“同盟”、虚报年龄拒绝承认童工身份，也反过来警示我们，孩子们两难处境的形成，背后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一典型的现实图景，勾勒出快速行进之中国发展不平衡的一个剪影。

　　这一方面表现在，法律在一些地区、一些人面前，还难以显现其应有的守护神作用。比如，农村地区正成为治理的最薄弱环节，许多法律政策在这里存在着“虚防”、“失守”的现象。另一方面，还要看到“童工”背后的贫穷。凉山是四川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交通不便，水电不通，加上当地老百姓还有一种“读书不如打工”的心理，近年来，孩子辍学外出打工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贫困造成的愚昧、落后与生存困境，加剧了“读书无用论”扩张，催生了“及早走出去”的念头，一旦与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低成本用工的需求相对接，就会迅速催生出铤而走险、违法用工的黑色产业链。

　　今天的中国号列车，正在改革创新的引擎牵引下疾驰，努力远离“中等收入陷阱”。然而，必须清醒看到，我们既有引以为傲的高速铁路网，也有流动时代的留守之殇；既有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也有生活艰辛的过亿贫困人口。置身于城镇化、现代化的历史大潮，就要直面转型期真实而复杂的国情。

　　培根曾说，“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然而在另一方面，在中西部地区的一些乡村，越贫困往往意味着越容易失学，而过早离开学校，也就等于放弃了改变命运的机会。破除这种悖论与怪圈，唯有全社会携手努力。只有以更科学均衡的发展消除贫困，只有更好发挥法律法规的守护作用，才能真正“解救”童工，让更多孩子留住美好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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