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利益相互扯皮 短命城市规划多沦为案头摆设(2)
2015-04-27 16:57 湖北人事考试网 http://hb.huatu.com/ 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
此外,唯上的干部考核使规划异化为领导政绩、个人爱好甚至是腐败的工具。《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急功近利式的政绩观导致总体规划的修编速度已经比近期规划更短,无论是三年一大修,两年一小变,还是非强制内容的肆意调整,“一任领导一任规划”的现象严重。
一位地方官员表示,有的上级领导到当地视察,现场办公现场拍板,临时发挥,随手一指,提出这里要建什么、那里要建什么,没时间也根本不看县城规划图,但是地方政府半个“不”字不敢讲,只能落实贯彻,然后开肠破肚,更改原有县城规划。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城市管理专业讲师李晨光说,在行政主导下,城市是拥有权力者心目中的面貌,而不是建筑师和规划师的意思,大多是投其所好。几乎鸟巢、大剧院等每个国家的大项目出现后,很快就会发现各地在拷贝,追求新技术等奇奇怪怪的建筑就出现了。这背后隐藏着深刻的逻辑。“千城一面”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制度。
管控作用大打折扣
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程,积累的矛盾缺少消化的空间,使我国城镇化出现诸多问题。专家称,城镇规划有必要总结过去的教训。
在实践中,城镇规划的引领和管控作用大打折扣。《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公共政策和市场机制失调,大中小城市难以得到协调发展,虽然城镇规划中很早就提出限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的思路,但基本上没有实现。专家认为,目前的规划,以解决城市,尤其是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问题为主要关注点,市场机制下,生产要素向大城市集中是必然的,但在行政等级体制下,政府也将公共资源同向配置,导致政府和市场作用产生叠加效应。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冯俊认为,城市的发展需要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统一,途径就是发展第三产业。但不少地区把人为创造一个城市作为城镇化的动力,不注重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有的把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对立起来,就业不足,缺少活力。不少新城成为“鬼城”“睡城”,大量开发区也因此造成土地浪费,甚至出现工业用地转为房地产项目。
相形之下,还有一些城市由于经济发展太快,城市规模根本控制不住,比如北京市的人口规模早已突破2020年的规划目标。这让突出指标管理、把规划引导变成人为控制的传统城镇规划形同虚设。专家提出,规划要有一定的适应性,规划要建立评估机制,保持动态调整,处理好弹性和刚性的关系。
此外,城镇规划还存在物质规划和城市发展战略及城市公共政策失衡,感观效应和城市内涵失联,以及“公权力”与“私权利”失重等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城市注重物质规划,摆布建筑物,以建设中心城市为战略目标,较少考虑城市的公共服务及低端群体,城市建设出现“贵族化”倾向,规划为政绩服务,为资本打工,公众利益和城市长远发展被忽视。城市感观很漂亮,但是缺少对文化和历史内涵的保护,盲目追求高大上的异形建筑、地标建筑,造成资源和能源的浪费。
在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过程中,还出现公权力过于强势,监督不足,评价机制单一,公众参与度低的现象。
城镇规划面临转型
我国城镇化出现的问题与发展阶段的必然性有关,但也反映了城镇化发展模式、发展理念等方面的偏差及政策制度方面的缺失。当前,城镇规划建设面临新的要求和挑战,迫切需要转型。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武廷海表示,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城乡就会发生重大转型。我国的城市从点状逐步向区域的、综合的块状形态发展,城市将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国家转向城市社会。
专家认为,一般的经验表明,城镇化是个工业化自然发展的过程,不是经济的引擎。但在我国,城镇化既是工业化发展的结果,也将成为新一轮发展的动力,如何把握好二者的关系,是对规划提出的挑战。
随着发展模式转变,规划重点也要发生改变。传统的规划是增量扩张型规划,但目前空间增长已不可持续,到了从数量和规模向质量和效益上转变的阶段,考虑转向存量规划。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迅表示,传统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两种道路的不同,决定着城镇发展的模式不同,规划行业要顺应大势,重新认识城镇规划行业的发展变化,探索新的方法和途径,未来将从规划理念、规划编制方法和规划管理制度进行相应的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城镇化进程速度放缓,新旧矛盾交织,城乡统筹面临更多困难。有专家认为,我国城镇化率将放缓,2030年约达到65%的水平。一方面在集约发展的同时,公共服务需求上升,政府需要加大公共投入;另一方面消化旧矛盾与推动城乡统筹面临新难题共存,尤其是社会阶层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将集中在城市,最终都会反映到对规划的需求上来。今后,中国城市规划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需要协调的要素越来越多。
专家认为,规划要推动城乡开发建设向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内涵式、效益型模式转变,同时也要注重约束行政与市场边界,保障民众权益。武廷海说:“规划转型的关键是应对和服务新常态,向国家控制管理城镇化进程的工具转变。”
(编辑:涂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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