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着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某视频节目公开呼吁火车票应该涨价。茅于轼认为春运时民众买不到火车票是因为火车票价格低，因此为了解决这种“一票难求”和拥挤的情况，火车票应当涨价，抑制需求；同时，给穷人货币补贴。（1月13日央广网）

　　微博一搜索该新闻，拍砖茅于轼的声音铺天盖地。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茅于轼的观点无可厚非。价格影响供求，提高票价，自然会减少乘坐火车的人群，从而达到分流和舒缓火车运营压力的目的。但道理虽然很简单，实际中却很难付诸实行。因为，火车在中国，不仅仅是一项市场服务，更重要的是一项公共产品，就现阶段而言，其社会福利色彩远超商品属性。提高票价，火车压力虽然舒缓了，但同时困难人群的出行压力也增大了。

　　作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因而，他提出通过对困难人群进行补贴，以弥补其因火车票价上涨造成的损失。但这种做法，必须考虑到一些可能存在的衍生问题。困难人群如何划分，补贴多少给他们？如何补贴？如何监管这种补贴？凡此种种都是一个系统性的大工程。简单的说一声补贴，可能并未能达到这种效果。更何况，以低收入群体而论，其人口基数并不在少数，这样庞大的一笔补贴开支，可能还不足以抵冲火车票价上涨带来的利润。而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这笔补贴，很可能在不良环境的影响下，沦为某种权力寻租品。

　　综上所述，火车票是否涨价不仅是一道经济学命题，它更是一道社会民生与政治学命题。如何处理好这些，既关乎铁路运营公司的市场定位，更关乎公共产品如何兼顾利润与公平。就执行层面而言，现阶段将火车票价维持在一个比较照顾民生的水平线，更有利于社会和谐。而更重要的是，春运是刚需，一般交通工具的总运力如果没有明显提升，所谓提高火车票价带来的分流效果，亦不过是把人流分到了汽车等普惠性交通工具上。而由于后者的运力并不乐观，由此而来的交通压力仍然不可忽视。至于打折飞机票云云，对困难群体而言实难成为优选。

　　围绕茅于轼火车票价上涨论的讨论中，有一种社会情绪需值得警惕。我们可以不赞同茅于轼的观点，但不应以粗鄙式、谩骂式的语言进行回应。毕竟，经济学家，作为公共意见表达的一个重要群体，在事关火车票价这类话题上自然有着其专业特长。而有关火车票价的话题，也属市场经济范围的重要话题，它不仅需要社会群体的关注，更需要专业群体的理性探讨。舆论在围观茅于轼的建议时，不妨少扣一些诸如不懂“穷人经济学”的大帽子，少打一些有关站队的“板子”。在面对诸如要不要提高火车票价，以及铁路运营市场化等话题时，也不妨如哲人所言为自己预设一个“无知之幕”，从而超越己身利益所带来的认知偏差，保持一种专业务实的探讨精神。这或许更有助于辩论公共政策的内涵与外延，继而为社会问题的解决真正贡献出思想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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