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裸官刺激着社会敏感的神经。从庞家钰到周金伙，从杨湘洪到张曙光，都证明了“裸”所形成的“漏斗效应”。那些在位时留好退路，事发后远走高飞的裸官，虽然比例不高，却有着极坏的社会影响。究其本质，往往是精神世界存在问题，信念信仰出现了动摇，或想利用权力为所欲为，或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失去信心，因而把家人、财产都转移到国外，一有风吹草动就随时可以“闪人”。如果掌握社会公器、主政一方的是这样一个人，公众如何能放心，这样的人施政又怎能服众？社科院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应该禁止裸官。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制度化的方式阻断裸官上升通道，无疑很有必要。而领导干部也必须想清楚，是做裸官还是要升迁，只能选择其一。

　　合理的制度有着强大的力量。有这样一则轶事：二战时美军降落伞合格率仅99.9%，军方只好改变检查制度，交货前随机选出几顶降落伞让厂家负责人亲自试跳检测，终于出现百分之百合格的“奇迹”。同样，裸官不得被考察的制度，既是为了管住哪怕只是0.1%的不合格，拆除裸官这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更是为了划出“为官底线”、形成制度刚性，达到“用好制度选出好干部”的最终目标。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已是我们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路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没有制度工作搞不起来”，干部选任要不断完善，建立合理的制度是一个根本前提。不管是破格提拔，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只有一切以制度为准绳、为依据，形成一整套科学流程，才能选出好干部。“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而干部选任的好制度，更是根本中的根本、关键中的关键。

　　这些年来，从公示、测评到考核、竞聘，干部选任制度日趋合理、完善。但制度建设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新的发展形势需要新的制度构建，这是制度文明的基本要求。从这个角度看，管住裸官，正是制度的一种自我完善。在建立制度上，没有空白；在执行制度上，没有例外，才能真正实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才能真正走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不选什么人，同样也是风向标，也影响到作风和党风。裸官只是一个小切口，深化干部选任制度改革，必将释放出更大“改革红利”，增强社会信任，筑牢民意基础，促成中国进一步发展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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