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月23日，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召开“两会”并在会上公布新一年“三公”经费预算。经统计，各省与往年相比数字上均有一定降幅。尽管如此，与公众的期望相比，大部分地区“三公”预算下降幅度并不大。

　　原因在于，“三公”经费每年压缩5%本来就是中央的明文规定，所以那些预算下降5%的，本就是应有之义。而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八项规定，狠刹四风，从中央部委到地方，都有相当严苛的“三公”消费规定，可以说吃、住、行、游无一例外不受限制，甚至细化到连额外洗漱用品都明文禁止。按照关注公共财政和“三公”消费的学者估算，若严格按中央规定执行，各地2014年的“三公”经费预算会有大幅下降。然而，对比这些公布了的预算，落差不言自明。

　　我们首先要看到各地的进步，毕竟有一部分省市的预算降幅较高，浙江甚至达到30%，但仍然有必要提出更高要求，因为“三公”经费预算来自财政拨款，这是所有纳税人的钱。况且，为什么浙江可以降低30%，而大部分省市做不到？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各地奢侈浪费之风有所收敛，但仍然有大量的例子证明一些地方“三公”经费使用存在各种问题，如抚顺市财政局采购七部iPod4当做U盘，黑龙江省公安厅采购价值超过4万元的笔记本电脑，苏州市交警部门采购iPhone4用作监控设备，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法院采购5万元的豪华电动按摩椅……这些新闻充分说明，公众的严苛和怀疑不是没理由的。

　　“三公”经费当然也不是越低越好，必要的公务接待是需要的，但必须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标准，同时必须接受监督。公众之所以认为各地方“三公”经费降幅过低或许有臆测的成分，但这种臆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地“三公”预算大多不够精细。各地公开的预算，多数内容都过于粗线条，大多只有总数和大项的内容，具体到细节上，如哪个部门哪些事项具体预算多少等公众最希望看到的内容都没有。值得注意的是，从各地去年“三公”经费的决算来看，普遍都有结余，一方面，这个结余是否会返还财政没有说明，另一方面，既然有结余，就说明预算的制订有节约空间。当完全的公开透明还遥遥无期，当“三公”预算的制订本身不够紧凑，也就勿怪公众揣度“三公”经费预算总体偏高并苛刻要求了。

　　财政的总盘子是有限的，“三公”经费花多了，用在民生、基础设施等“刀刃”上的钱就少了。政府对公众的监督和苛刻应当有足够的宽容和理解，同时，各地政府应当切实落实八项规定，在实际工作中从严使用“三公”经费。我们当然不期望一夜之间就让“三公”经费大幅下降，但“三公”经费应当越来越合理，越来越公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朝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的“现代治理方式”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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