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行政化”有利于遏制高校贪腐

　　平静的象牙塔里,一场反腐风暴正在展开。2014年至今,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信息,全国已有56所高校、83人被调查,其中有17所属“211”或“985”高校。截至目前,公开信息显示,32人正接受组织调查,已有14人被“双开”,11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另有6人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一度以“小清新”形象示人的神圣殿堂,一时间成了腐败的重灾区。而按照眼下中央强力反腐的节奏,这一轮高校反腐败的巨浪,显然还没有停歇之意。“56所高校、83人被调查”,绝不会是句号,甚至连“顿号”也算不上。可以说,很多目前看似平安无事的高校,均不同程度存在着事发高校被曝光的共性问题,“见光死”是迟早的事。

　　有着先进教育理念和知识体系的高校,为何成了腐败频发的温床?个别高校甚至出现了“连窝端”的极端情况。

　　任何表象的背后,往往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原因,高校也不例外。这一轮高校的腐败浪潮,其节奏与一些政府部门并无二致,或者说,不过是权力腐败在高校的具体呈现而已。指望手握大权的高校“官员”自觉“拒腐蚀永不沾”,与其说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倒不如说是不切实际的幼稚幻想。其道理大抵与相信贪腐官员落马前“斩钉截铁”的高调反腐言论一样。

　　只要存在不受监督,或监督力度不大、监督制度不密的情况,自然会出现腐败现象,甚至可能发生触目惊心的严重腐败。此前,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受贿2330万元,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原院长陈英旭将近千万元的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非法占为己有,即为力证。

　　蔡荣生在2005年至2013年长达8年的时间里,利用自主招生的政策空子疯狂寻租,尽管不乏蛛丝马迹,也不乏质疑、举报,但因为监督不到位,才屡屡涉险过关。制度本身有漏洞,个人行为不检点,加之上头有“保护伞”,最终造就了蔡荣生这样的“蛀虫”。

　　至于大学大扩招带来的大基建,从而导致的权钱交易,则基本上与社会上其他领域的基建腐败是一样的戏码儿。区别可能只是在于犯事的,大多是具有高学历的专业人才。此等乱象也再一次表明,腐败与腐败并无不同,与智商关系不大,大学校园里的腐败一样肮脏不堪,不会因为有学术氛围的浸染,就比社会上的其他腐败更“高雅”。

　　随着这些年中国高校的快速发展,高校领导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也越来越多,俨然成为一个“小社会”。近来曝出的高校负面新闻,也多与资源的争夺有关,甚至有些腐败现象的暴露,也有赖于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导致的相互揭丑。

　　因此遏制高校腐败,不仅要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以零容忍的态度彻底查处,还应该全面深化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一是要强化对高校领导的监督,约束不羁的权力。比如,从外部选派纪检人员,接受上级纪委的领导,以解决内部监督乏力的问题;再就是真正落实民主管理,加快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推进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分离。

　　其实,2010年审议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单列第三部分“体制改革”,已经确定了人才培养体制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办学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扩大教育开放等六大重要改革领域。接下来,就是如何落到实处的问题。可以说,改革才是让大学摆脱行政化、功利化,从而消除贪腐的根本之道。

（编辑：涂光智）